镇压农民起义，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不是啥问题。双方立场不同，要是靠谈判就解决了，多少沾那么点玄幻，打几仗甚至打个你死我活是难免的。

但是，镇压手段的区别划出了人和畜牲的分界。

湘军攻陷天京后是这样的：

(资料图)

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。其幼孩未满二、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，匍匐道上。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，老者负伤或十余刀，数十刀，哀号之声达于四方。

这还是曾国藩自己的幕僚赵烈文写的比较委婉的说法。

李鸿章在苏州杀降，同时纵兵劫掠，“士卒乘势劫掠，满城大乱”。

程学启还趁机搞了一番惺惺作态的表演。

忠烈骑马出门，游行街市，欲以定众。遇其部下营官，行于桥上，左右手各携一妇。忠烈愧极，下马，凭桥栏呼曰：“吾投水死矣。”营官急挽之，且长跪谢罪，乃已。

不过，杀降的罪行要比屠杀普通老百姓次一等，李鸿章手下这帮人以劫财劫色为主，而非特意组织大屠杀，是普通的军阀水平。虽然还是应该先崩后问，但是和湘军那帮纯牲口比起来，还是有资格五十步笑百步的。

湘军和淮军对江南经济破坏到什么程度呢？大清肯定不会闲着没事记录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，我们看看有洋人帮忙统计的数据。1852年的时候，上海海关输出的生丝总共是2.5万包，经过太平天国十年经营，到1863年，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万包，而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，变成了4万包。

清朝最大的刻书中心原本就是江南，以江宁和苏州尤为重镇，而到了19世纪后期，刻书中心却变成了长沙、宝庆、茶陵，猜猜是因为啥？

再看左宗棠呢？他说自己的兵“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完善如初”，这个其实是多少有点夸张的，光是有记载的左宗棠惩治犯错误的部下的例子就不少，徐占彪就曾经因为军纪差被撤回了巴里坤。但是，犯了错误还处罚，这一点就吊打曾国藩、李鸿章了。

总体来看，左宗棠在新疆的军纪在封建军队中绝对是优秀水平，虽说也经常有人违反军纪，但有约束有处罚，总体上维持着纪律稳定，能把清军带成这样，没法要求更多了。更何况，左宗棠在新疆还实实在在搞了种地、植树等经济建设。

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曾经告诫手下： “大军规复旧疆，是吊伐之师，与寻常讨贼有异。”那么，“寻常讨贼”的时候是什么作风可想而知。

但即便是“寻常讨贼”的时候，左宗棠部队的表现也是封建军队正常水平。祸害老百姓肯定是有的，但左宗棠一没带头抢，二来又一直在做约束，在那个时代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是正常官僚的水平。

杀降的事，左宗棠就比李鸿章要脸得多，他对想杀的人压根不接受投降，在谈判的时候就动手，对马化龙、马文禄都是如此。何况这俩人算啥农民起义，马化龙是门宦，马文禄是绿营的都司，正四品武官，都是吸底层回民的血养肥的，就是乱世军阀而已。回变从农村械斗变成大规模杀戮，就是这帮人和清朝的贪官污吏一起挑唆的。

杀人过多的时候也有，但是在这会儿，冲进敌营后见男人就是杀实在是惯常操作，哪怕戚继光剿倭寇的时候也不可能每次都先问一句“你是不是被掳来的胁从”。封建时代那些被评价为军纪良好的军队，其实大多也或多或少都这么干过，有的时候特别注意甄别，有的时候就不问首恶胁从，一律死刑起步。如果把这个也算进屠杀，那就洪洞县内无好人了。

可以对比一下李鸿章苏州之役和左宗棠肃州之役，看看其中的区别。

苏州之役，太平军仍有一战之力，清军难以轻易破城。郜永宽等人与清军事先密谋，戈登做担保，然后他们才杀害谭绍光，开城投降清军。接着，李鸿章设宴诱杀降将，屠杀降卒，顺手祸害百姓，在苏州城内“无门不破，无处不搜”。

肃州之役，马文禄已经弹尽粮绝，穷途末路。而且，人口密集的苏州不同，肃州已经被马文禄屠杀过了，除了马文禄的嫡系人马和被掳来的胁从，共计六七千人，老幼妇孺则只剩千余人。马文禄想向左宗棠投降，左宗棠只答应老幼妇孺免死，让马文禄回去等消息，然后就突袭了马文禄。虽然用了诡计，但清军的确是自己攻进肃州的。

左宗棠破城之后下令“拨出老幼”，总共找出九百多人，但是“昏夜乱刃交加，有不及辨者”。事后左宗棠在给金和甫的书信中说：“弟自办军务以来，于发、捻投诚时，皆力主‘不妄杀，不搜赃’之禁令，弁丁犯者不赦。而于安插降众一事，万为尽心。即如克复肃州时，尚有不能尽行其志者。”承认自己在肃州确实误杀了不该杀的人，这书信后来还公开出版了。

而李鸿章对于苏州杀降则洋洋得意。梁启超《李鸿章传》中记载，李鸿章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。

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:“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。自残同种以保一姓，欧人所不贵也。”

这段话我没找到别的出处，可靠性存疑。但可以肯定，李鸿章从来没像左宗棠那样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。然而，李鸿章是实实在在地背信弃义屠杀降兵，顺便劫掠百姓，而左宗棠只是以假装谈判作为计策掩护突袭，在破城后没控制好军队，波及了百姓。结果李鸿章拿这事当功绩来吹，左宗棠觉得这是自己的污点。

在和马化龙谈判的时候，左宗棠事先和马化龙签了生死状：“洋枪、军火实无藏匿，如经搜获，心甘坐罪，并取具切结。”他确实是想借着这事整死马化龙没错，因为他知道马化龙这样的军阀不可能放弃武装。但马化龙自认为能对付得了左宗棠，既然签了这个文书，那最后斗法失败，“官军复掘出洋枪、洋炮至千二百余杆之多”，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。

而且在借着此事杀掉了马化龙的嫡系人马后，左宗棠给胁从和老弱都安排地方种地。“其贸易侨寓之客民及被掳、被胁之甘回三千余名，解赴平凉安插。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千余名口，解赴固原州附城数十里地方，分拨荒地安插。”在封建官僚中，这种施政已经算顶尖了。

这件事左宗棠确实也挺得意的，因为按照他和马化龙的约定，得官军搜查之后确认马化龙没有私藏武器，才算招安完成。既然搜出了武器，那就根本没有招安这码事了，自然就不算杀降。而且这次他进行了准确的甄别，没有伤及胁从和平民。

所以最终结论是：论人品，左宗棠不错，李鸿章不咋地，曾国藩没有。

然后论对抗外敌，保卫国家，这就不用我细说了吧。

很明显，左宗棠碾压那俩家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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